赵旭东：疫情当前，三类人群急需心理援助

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还在持续。向疫区逆行的白衣战士、正在经受疾病煎熬的病人、相关服务保障人员，都迫切需要心理的支持与抚慰。
同济大学医学院赵旭东教授是我国知名的精神医学专家，在接受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专访时，他这样解读疫情中心理援助的意义。
心理援助不是靠耍嘴皮子
上观新闻：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患者而言，在经受疾病考验的同时，也面临着极大的精神压力，他们是否是当下最需要心理援助的人群？
赵旭东：的确，刚刚得知患病时，病人会经历一个否认期。有的人会有一种做梦一样的不真实感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不知道该如何反应，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，处在一种麻木的状态。而接下来的，就是恐惧，担心家人的安危，觉得内疚等。有人表现为情绪崩溃，有人会出现语无伦次、神志不清的状态。他们很需要精神科医生给予专业的帮助。
与此同时，目前正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也是非常急需心理支持的人。
上观新闻：医务人员面临着高强度的工作，他们的心理状况关乎病人的生命。
赵旭东：可以说，他们的心身健康状况直接关乎整个“战役”的成败。为他们在高风险工作中尽量提供安全保障、人文关怀和心理支持，保护好他们的战斗力，是此次疫情心理援助的核心。
此外还有一大批管理、安全保障、后勤服务人员等，也处在高危和高压的状态。他们需要的不是干巴巴的安慰和谈话，最重要的是给他们简单明了的信息支持，这些信息包括安全保障方面的信息，关于他们的亲人安全的信息。
患者、医务人员、相关服务保障人员，对于这三类人的心理援助是当下非常急迫的事情。
在武汉客厅病区外的野战帐篷里，医护人员搭建起了一个联动指挥中心，开展对武汉各地病患的收治对接工作
上观新闻：现在主要有哪些人在为他们提供心理上的支持和救援？
赵旭东：心理救援不是有些人所理解的耍嘴皮子，也不是简单依靠心理学上所说的共情。目前的援助主要是由精神科医生、临床心理学工作者、社会工作者来担当的。
各地有不少精神科医生编队进入了医疗队前往疫区，他们与一线的其他医务人员一样，也是勇敢的逆行者。湖北当地还有一大批精神科医生正奋战在抗疫前线，他们既要保护所收治的精神疾病患者，还要深入隔离病房中给病人进行会诊，压力非常大。
全国各大相关的学会、学术机构，比如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、心身医学分会，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、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，还有中华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分会，都努力地在后方为“前线”的医生想办法，同时也在为更广大的人群提供心理咨询。
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系统的成员们大年初一就行动起来了，在贾晓明主任委员主持下紧急开了工作启动会。这个注册系统里有一批非常资深的精神科专家、心理学家，其中有很多人都经历过非典和汶川大地震的心理救援。我们一直在通过互联网对全国的心理督导师进行再督导。
上观新闻：心理督导是指什么？
赵旭东：督导师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对其他心理治疗师、心理咨询师进行业务指导的资深人员。他们开展的督导工作，有点像医院里上级医生对下级医生的监督、辅导，只是没有那么等级森严。我们从年初二起，就动员两百多名注册督导师，连续七天开网络视频会议，把全国各地的心理咨询热线所接到的问题进行汇总、分类，讨论目前最急迫的心理问题。大家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同时，也在帮助求助者们找口罩等防护物资，帮助病人求医问药、联系社区、联系慈善机构等，给予他们切实帮助。
上观新闻：心理救援与社会工作也是密不可分的。
赵旭东：是的，国际上有一个术语叫“心理社会救援”。心理救援要给人提供安全感、归属感，起到社会粘合剂的作用，建立社会支持的网络。
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、兼附属精神卫生中心（筹）院长、附属东方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医师赵旭东
他们最需要的是信心，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
上观新闻：在突发的重大灾难中，心理救援与身体救助治疗是否同样重要？
赵旭东：是的，灾害及其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，为各种人群和个体提供的心理援助和社会支持是非常必要的。一些发达国家尤其重视抢险救灾、防治疫病中的心理服务。
心理技术不能直接杀病毒，但当灾难或疫情来临，人都有情绪，需要沟通、疏泄、安抚，渴望被倾听、被关注，急欲抱团取暖。情绪状态和免疫系统功能密切关联，积极情绪被激发起来，人体的免疫系统就健康，就能有效的去杀灭病毒。
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启动了灾难心理救援。2003年抗击非典的时候，心理救援首次大规模进入公众视野，成为重大事件应急机制的组成部分。一大批精神科医生奋战在封闭病房，为患者抚平内心的创伤。
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，有数千名心理救援者进入灾区，其中包括数百名精神科医生、几百名有组织的心理学者和许多自行前往的志愿者。国际上有很多研究认为，大地震等创伤发生后灾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率会达到10%以上，有的文献甚至认为高达40%。但汶川大地震过后，我们国家很多研究团队经过多年的随访，发现灾民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率都在5%左右，当时的心理救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
对于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，最根本的还是要在生物医学领域战胜、控制病毒。目前社会的恐慌与人们的不安，归根到底都与疾病能不能被科学技术所战胜密切相关。进行心理救援并不是要唱主角，而是要争取做医护及科技人员的“神助攻”，尽力让整个社会能够团结一致、众志成城。
上观新闻：非典、汶川地震时的心理救援对此次的疫情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？
赵旭东：在应对非典的时候，我们就意识到病毒感染病不是纯粹的生物学课题，在临床医学、基础医学方面攻坚克难的同时，还要把人作为活生生的个体来对待，要采用生物-心理-社会-医学模式来战胜疫情。
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击倒数万人，还有很多人对病毒感到恐惧、缺乏安全感、缺乏确定性，个别人甚至还出现了愤怒、精神崩溃、甚至敌对攻击的情绪，这都是疫情防控的重要部分。
汶川大地震发生后，赶赴灾区的志愿者非常多，但缺乏协同与有序的管理。这次抗击传染病，很多非医学背景的心理工作者不可以自己赶到疫情最严重的湖北去，心理救援的难度更大。但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的领导下，救援工作的开展与过去相比更有组织、也更加规范了。
汶川地震的经验也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要在不恰当的时候催着病人回忆创伤的经历。如果对着方舱医院的病人问“你痛不痛”，“你亲人不在身边你怎么想的”，这都没什么很大的用处。病人与外界隔离，此时除了治疗外，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。心理救援要给与他们的，是一种抱团取暖的感觉，要告诉病人国家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，医生和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哪些努力，给他们信心与温暖。
上观新闻：心理学上有一种“灾难后成长”的说法，每个人都会在应对灾难的过程中获得内心的成长吗？
赵旭东：人类是在与疾病的对抗中，在各种磨难中不断进化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克服困难、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成熟起来的。在疾病与灾难面前，很多人的社会情感被激发出来，爱心、同情心、同理心得到升华，经验、智慧、勇气和胆量得到充实提高，这都是积极的心理变化。
尽管此刻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在经受考验，但要相信人的心理是有弹性的，压扁了还可以再跳起来。希望大多数人都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锤炼，并且依然可以用积极的情感面对生活，不断体会爱的意义、增强爱的能力。